正一觀定性道壇

馬公市中央街施公祠內的主祀神是清康熙廿三年（西元一六八三年）率領清朝水師在澎海戰役中擊敗明鄭守軍部將劉國軒的「靖海將軍候」｜施琅。
　　施琅（原名：郎，降清後改名：琅）字尊侯，號琢公，福建晉江南潯鄉人，明天啟元年（西元一六二一年）二月十五日出生於一個平凡的農家，從小不但體格魁梧，臂力過人，而且聰明慧黠，可以說先天就具備了當一個優秀武人的最佳條件。尚未成年就因當時海賊四起而投身軍旅學習戰陣技擊和兵法，又因從小居家濱海地區，對於洋流潮汐、季風氣象等自然現象知曉甚詳，而這些知識更是海戰至為重要的致勝關鍵之一。稍長，施郎即投靠其父執輩的族親「武毅伯」施福將軍的麾下，期間因頗有戰績，遂累官至遊擊將軍、副總兵、僉都督，任左衝鋒時施琅才廿五歲，可謂「英雄出少年」。
施公祠可是目前在台澎地區唯一主祀施琅將軍的「廟」；根據史料記載，台澎地區原有兩座紀念施琅將軍的祠廟，除了該祠以外，還有台南寧南坊檨子林的施將軍祠，但在康熙五十九年（西元一七二０年）毀於地震後就沒有再重建了，所以該祠就成了唯一的施將軍廟。據清季王必昌的「重修台灣縣志」及蔣鏞的「澎湖紀略續篇」所載，這兩座祠廟都是施琅受　封為「靖海將軍候」以後（康熙廿三年，西元一六八四年）、去逝（康熙卅五年，西元一六九六年）之前所建的「生祠」，而不是一般人死後才籌建的紀念性祠廟，這一點是該祠比較特殊的地方，同時也表示該祠迄今也超過三百年的歷史了。
　　施公祠在創建之初，稱為「施將軍廟」，後因其他入祀的木主有關：原來在「澎湖天后宮」西邊的「馬公陰陽堂」，清朝時是專門收容澎湖的文官衙門中在職亡故的文官，而該祠及「昭忠祠」（日據時代為日人所毀）則奉祀澎湖武營中在職身故之武將官兵，所以如果再稱為施將軍廟似有不妥，這才改為施公祠。至於何時所改，目前無資料可考，但至少在清道光廿二年（西元一八四三年），由海壇人劉元成及海壇籍戍守澎湖的官兵捐餉重修時，已稱為「施公祠」了。
　　雖然門楣上是寫著「施公祠」，走進祠內天井，正中央的所謂「天公爐」，竟然　刻「福建海壇館」，實在令人納悶？其實這問題應該從清代「班兵輪替制度」及有關該制度所衍生的「會館」談起：「班兵輪替制度」乃是清朝廷特別針對台灣及澎湖地區所設計、實施的一套特殊的軍隊編制（至於為什麼會施行這制度，後面另文介紹），也就是在台灣地區並沒有像大陸地區一樣，以當地漢人組成「綠營」軍隊，負責地方性的保衛，如此有別於滿人統治階層所組成的「八旗」軍隊，台灣和澎湖地區沒有當地人自己組織的軍隊，兵源全由福建和廣東兩省的五十多個標、協、鎮、營抽調出來，當年是以三年為期（後改為五年）輪流派往台澎地區駐防，並嚴格規定出派的原單位須以固定的員額和固定的駐防區域，不可隨意更動為原則，出派駐防。譬如：福建閩安協駐澎戍兵為九十名，三年滿期，這九十名戍兵照例回歸原單位閩安協，再由閩安協重新改派其他九十名戍兵到澎駐防，不得改由金門鎮派兵替換或將這九十名戍兵改派別處駐防，如此固定員額和區域的輪流駐防，永為定例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班兵輪替制度」。在這輪替的過程中，或者因為風汛不對（以前沒有機動船的年代，全賴帆船往返，所以風速和風向對於航行的船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），或者船少而兵多等等自然和人為的因素，無法如期返回原單位，常發生滯留在駐防地，有家歸不得的現象。如此一來，滯留期間盤纏用盡，難免就會有人作姦犯科而衍生事端，所以大概在康熙廿三年施行班兵輪替制度後的五、六十年內，福建、廣東的各原單位都陸續建立了自己的「會館」，而會館的設置，現在我們從當年設立時所留下來的碑記或一般地方志書上了解，其主要的功能有二：一是祀神（主要是迎請來自家鄉的守護神），一是讓滯留戍兵有個棲身之所，使得自己的子弟兵在遠赴他鄉的軍旅生涯有個心靈上的寄託，同時也能藉此凝聚鄉誼，進而照顧到滯留者的溫飽。前面所提到的「海壇館」當然也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的班兵會館之一。
施公祠和海壇館在清季是兩個獨立的個體，原來都不是在這裡，而是在現在「署立澎湖醫院」的位置上，毗鄰而立。日據時代，大正三年（民國三年，西元一九一四年）日本政府為了蓋醫院，強制徵用土地，所以就把施公祠和海壇館同時給拆了；由於自清代中葉起，施公祠即與海壇戍兵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，所以這遭到同樣命運的一祠一館也就一同遷到當時海壇戍兵的伙房（即現址），由施琅將軍當年部屬的後代子孫，同時也是海壇後裔的項秀明先生負責重建並共同祭祀，所以現在所看到的施公祠其實是二合一的「連體廟館」。本祠於民國三年遷建迄今業已超過九十年了。